跨境野生动植物保护的大国行动

中国林业网 http://www.forestry.gov.cn/2019-03-21来源:《环球》杂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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跨境野生动植物保护的大国行动

——专访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国际合作司司长孟宪林

  野生动植物是生态平衡的基石,是人类生存发展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。改革开放以来,中国在野生动植物保护方面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,并在拯救濒危物种方面积极输出中国方案和智慧,树立了负责任大国形象。
  2019年1月17日,中国、俄罗斯、蒙古国签订了《白鹤研究与保护合作备忘录》,就白鹤在越冬地、栖息地、度夏地的繁殖、生存状况等全方位的保护建立长期合作机制。
  野生动植物是生态平衡的基石,是人类生存发展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。改革开放以来,中国先后签署加入《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》《生物多样性公约》和《关于特别是作为水禽栖息地的国际重要湿地公约》,并在大熊猫、朱鹮、扬子鳄等濒危物种拯救以及自然保护区建设、打击非法野生动物交易等诸多方面取得令世人瞩目的成就,树立了负责任大国形象。
  “跨境保护是最符合动植物天性的,尤其是对迁徙物种。目前,除了《保护野生动物迁移物种公约》(CMS)我们尚未加入,中国已经加入了大部分的国际公约,并与多个国家签署了保护野生动物的多边、双边协定,其中有些还是中国牵头的,中国为保护全球生态文明做出重大贡献,但也面临野生动植物跨国团伙犯罪、网络交易等难题。”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国际合作司司长孟宪林如是说。
  成果斐然
  《环球》杂志:中国野生动植物保护现状如何?主要存在哪些问题?
  孟宪林:
经过多年采取加强栖息地保护、繁育放归、管理执法宣传等措施,我国亚洲象、大熊猫、藏羚羊、朱鹮、鹤类、扬子鳄、大鲵等濒危物种,以及野猪、鹿、雁鸭等一般性动物数量和分布都有所增加,大部分野生植物资源和分布处于正常状态。
  问题较大的有以下几个方面:第一,栖息地减少和破碎化;第二,野生麝、穿山甲、高鼻羚羊、亚洲犀牛等野外种群数量比较少,有的已经野外灭绝;野生兰花等珍稀植物状况不乐观;红木类树种资源量小,主要依赖进口;第三,近海鱼类资源量下降,一些濒危物种数量也如此;内陆河流、湖泊中许多水生野生动物濒危状况明显。
  此外,亚洲象、穿山甲、高鼻羚羊、犀牛等产品走私时有发生,执法和管理任务很重。
  《环球》杂志:作为《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》《生物多样性公约》等国际性公约的缔约国,中国在跨境野生动植物合作保护方面,做了哪些积极探索?
  孟宪林:
野生动植物保护分为三个层次,首先是栖息地保护,野生动植物栖息地是野生动植物生存繁衍的重要自然区域,保护栖息地是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的关键,其次是打击偷猎、非法采摘等犯罪行为,最后才是一些人工繁育措施。
  为此,我国建立了大量自然保护区、保护小区、湿地公园等,近年来又大力推进国家公园体系建设,其中很多都是跨境的栖息地,比如云南西双版纳野生动物走廊、东北虎豹国家公园、黑龙江兴凯湖自然保护区等。从1978年开始实施的“三北防护林工程”,以及从1998年开始实施的天然林保护、退耕还林还草等一系列大工程,使得我国林草植被覆盖得到恢复和增长,也为野生动植物提供了生存繁衍条件。
  我国还和亚、非、拉、欧、美等各大洲国家进行保护地交流合作。以迁徙鸟类为例,在我们国家所有的鸟类当中,候鸟有700余种,其中20余种为国家一级保护动物,100余种为国家二级保护动物,这些候鸟在亚洲、欧洲、美洲和大洋洲等几十个国家和地区间存在迁徙交流。为了更好地保护候鸟,我国已与日本、澳大利亚、韩国、俄罗斯等国家签订了双边或多边协定,比如中日在黑嘴鸥、中澳在涉禽活动、中俄在勺嘴鹬等方面均有长期合作。
  我国还建立了国际和区域合作机制,例如雪豹、虎豹、大象单独物种国际会议机制,打击野生动植物犯罪、打击非法采伐等国际机制,与国际刑警、联合国毒罪办、世界海关组织等的合作机制,与东盟、南盟、非洲卢萨卡议定书执法组等的合作机制,以及打击野生动植物犯罪联盟机制。
  《环球》杂志:我们注意到,除了保护本国野生动植物外,中国也与“一带一路”沿线国家开展合作,帮助他国保护珍稀物种。
  孟宪林:
是的,我国在野生动植物保护技术、装备、方法等领域的研发与应用已较为成熟,我们也经常将这些技术、方法、设备提供给有需要的邻国,并组织开展对亚非拉国家管理和执法人员来华培训研讨活动。
  比较典型的例子是中国帮助蒙古国保护戈壁熊。戈壁熊是世界上唯一生活在沙漠地区的熊类,由于栖息地环境恶化,在世界其他地区已经绝迹,目前仅少量存活于蒙古国南部戈壁地区,是蒙古国“国熊”。当前,戈壁熊物种已处于极度濒危状态,估算仅存世20多只,且生存环境十分恶劣。
  为保护戈壁熊,中国提供无偿援助资金,从2018年起开展为期三年的戈壁熊栖息地管理和技术援助项目,包括栖息地生境质量评价研究、栖息地食用植物种群动态研究、栖息地生物多样性监测研究、戈壁熊种群数量研究、培训保护区技术和管理人员、提供保护区专用设备、野外补食等一揽子援助内容。
  《环球》杂志:近年来,中国在非洲野生动物保护,尤其是禁止象牙贸易领域,做了哪些工作,成效如何?
  孟宪林:
一方面,中国政府向津巴布韦、坦桑尼亚、纳米比亚、肯尼亚等多个非洲国家提供资金和越野车、皮卡、平地机、手持对讲机、太阳能移动电源、背包、睡袋、冲锋衣、帐篷、望远镜、手持GPS定位仪、柴油机水泵等设备,专门用于保护非洲野生动物资源,支持非洲国家保护管理执法,促进非洲生物多样性和可持续发展。另一方面,中国在非洲栖息地保护、繁育研究等方面开展实质性工作,如肯尼亚铁路项目中关注解决栖息地和动物保护问题等。
  中国对象牙贸易采取最严格的监管措施:长期对象牙加工利用实行限额、限地管理;2015年开始实施暂时禁止进口象牙制品;2016年又将禁止进口范围扩大到公约签署前所获象牙及其制品;2017年底全面禁止国内象牙商业性加工和销售,成为全球打击象牙非法贸易措施最严格的国家。为全面实施“象牙禁令”,我们联合外交、文化、海关、市场等部门多次在国内各地开展检查和宣传工作,以确保该项措施执行到位;同时,我们还赴坦桑尼亚、马拉维、莫桑比克、赞比亚、乌干达、埃塞俄比亚等13个非洲国家开展濒危物种保护宣讲会,呼吁公众远离象牙等野生动物制品非法贸易。
  加强国内外联动执法
  《环球》杂志:现在有越来越多的国际犯罪团伙和武装组织通过掠夺地球资源获利,野生动植物的跨界保护,除了就地保护,还需要铲除野生动植物犯罪链条,这方面中国做出了什么努力?如何搭建野生动植物保护和执法打击国际合作平台?
  孟宪林:
首先要指出,野生动植物犯罪问题是否愈演愈烈、规模扩大、数量升级?这个还没有全面深入的研究、没有权威的结论。全球人口增长、人类活动加剧,导致大量的自然环境发生改变,野生动植物栖息地丧失,野生动植物资源减少,这是不争的事实。而非法猎杀、利用以及国际贸易情况既有恶化的一面(在个别地区、国家,或一些种类上),也有逐步或局部好转的一面,通过科学技术进步、大量开展人工培植繁育,许多物种资源量也在增加,很多国家及其民众的认识和行动也有很大改观。
  但这些年来,跨境团伙犯罪确实是需要国际